别了，老宅
古城镇江，大市口西南侧，有一块约二十亩的地域。这里曾是清朝的县衙，民国的省政府。环绕它的那条路以前叫“省府路”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因市政府设在这里改名为“市政路”。
市政路的南端叫“财政厅前”，因为民国省财政厅设在这里，故得此名。财政厅东首有一座白色的小洋楼，三层，大铁门，门柱门灯，门头上高悬“史直斋医院”院牌，显得庄重而典雅。平日里大门紧闭，若有病人求医，按响门铃便有护士前来开门接诊。这里是我家的老宅。
祖父史直斋，又名史启荣，丹徒大港人士。幼时家境贫寒，刻苦攻读，怀着“医学救国”的理想考进“南京陆军军官学校”（前身为黄埔军校）学医。他与“康复医院”内科主任张志清、周炳华是同窗好友。
祖母赵德华，出身书香门第，性格开朗、热情好客。娘家在大港镇南街“道生宅”。祖母在老宅时常对我讲起堂房侄子、辛亥革命上将军赵伯先的故事，使我自幼便崇敬这位大英雄。
祖父军校毕业后曾随军行医，退伍后在伯先公园东侧的“弘仁医院”任内科主治医师。
抗战前，我们全家住在宋官营一座高坡台的大院内。与此同时，祖父用他行医的积蓄在财政厅前盖了一幢小洋房，可未等入住镇江便沦陷了。祖父举家北迁，逃到高邮临泽避难。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返故里，在老宅安家立业，开设了“史直斋医院”。
祖父凭借不凡的医术、通达的人脉和区位优势，获得了一定的美誉度和影响力。他与张志清、周炳华、马有红、汪怀仁、于怀仁、高恩沛等西医交往甚密，同时与王懋功、冷御秋、陆小波、严惠宇、刘仲其等军政要员、社会贤达也多有联谊。名医顾栋臣、庄启贤等是祖父的得意门生。
记得解放军渡江前夕，博爱路（今健康路）旁的国军军火库爆炸，火光冲天，硝烟四起。我们全家躲在老宅的楼梯脚下，祖母不断祈求“菩萨保佑”。第二天晚上，只听得外面机声隆隆、车鸣不断，次日清晨，只见财政厅门口丢弃的弹药物资散落一地。不一会，就见一队解放军战士端着步枪，沿着解放路向南追击而去。
“四·二三”镇江解放那一天，我从老宅楼上听到一片欢呼声、锣鼓声和鞭炮声，急忙下楼到街头一望，游行队伍举着红旗，抬着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画像，扭秧歌，荡湖船。其中有我在染织厂工作的堂姐，她望着我笑得灿烂如花。
那年，祖母每晚都去大市口“金城大戏院”看戏，我总是搀扶着她，陪伴在旁。看完戏再去吃碗鸭血粉丝回炉干，哼着戏曲回到老宅。后来戏院改为“新华剧院”，大市口热闹非凡。在老宅里就能听到那些优美的戏曲、京剧、扬剧、淮剧、锡剧、越剧、昆曲、黄梅戏、河南梆子，什么都有，足不出户便能得到美的享受。
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祖父便应校友王春德之邀去上海南市疗养院任职，同时也将叔父带去在药房工作，后来祖父又调到川沙结核病防治院任职，为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父亲史贤良，抗战前在上海厚仁医科大学就读，擅长外科。毕业后回镇与祖父共谋医务。新中国成立后分配到扬中县八桥中学任校医。大姑母在镇江苏医护校毕业后在康复医院二病区当护士。小姑母史贤美在苏南商校毕业后到省医疗器械公司工作。
祖父、父亲、叔父、大姑母、小姑母相继离开老宅，远走他乡，老宅里只剩下祖母、母亲和我们小一辈。
还记得，大跃进时大炼钢铁，老宅的大铁门拆了，送进了炉膛。围墙也拆了，用来砌小高炉；三年自然灾害时，老宅也失去了往日的朝气，祖父每晚都要省下一瓷缸饭留着明天吃，可我半夜饿得睡不着，总是去偷吃。
也记得，那年祖父从上海离职回镇，在老宅重操旧业，自谋生计。一天，他不幸中风跌倒在地，昏迷在床两三个月后，稍稍清醒没多久，还是含着泪走了。
大市口西南片区拆迁了，告别老宅的那天，母亲伫立在老宅门前，百感交集，痛哭不已。五十年相守，感情甚笃，母亲艰难地挪动着脚步，一步三回首。